款款邻里情拳拳乡土心——浅谈瑞川柯家与胡适的关系（下）
安徽绩溪瑞川柯家与胡适的关系十分密切，这种密切的关系表现在：新安柯氏宗谱由胡适叔父领衔编纂；胡适亲自为柯氏先祖题像赞；柯氏多位先祖母均出自胡家；在胡适遭批的年代，柯家也收到一定程度的牵连。柯胡两家世代修好，因为两家有着共同的文化核心价值追求，那就是：爱公益，爱家乡，爱文艺；重文化，重传统，重情谊。
绩溪上庄与绩溪瑞川实际上是同一个地方。胡家与柯家是紧密邻居，这在地缘上注定了柯胡两家是密不可分的乡邻乡亲；而两家若干代人之间的姻亲往来，则在血缘上奠定了柯胡两家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从年龄上看，柯氏先祖湘帆公、莘麓先生与胡适应该是年龄相仿的发小。先祖柯湘帆幼承家学从医后悬壶上海，执教中国国医学院。1917年，胡适完婚之时，携友人同游采薇之墓，其中就有柯家的湘帆先生。
胡适乃极重乡情、亲情之人，离家后，长期在外打拼、奋斗，但正如很多徽州人永远牵挂家乡一样，胡适对家乡的热爱与关心渗透在他的多封“家信”之中。胡适与柯家书信往来不断。笔者对族祖父柯家骅先生访谈时，谈起柯胡两家的世交盛情，两家交往过从甚密，一如亲眷，颇多温馨回忆。家骅先生还能忆起胡适在外时时常来信拜托或委托柯家协助照顾、料理一些胡家家事。甚至还清楚地记得胡适回来时给过自己四块大洋作为红包。
家骅先生还提供了一封“胡适家书”，全信照录于此。此信既是胡适朴素真挚的故土情怀的佐证，也是绩溪柯胡两家亲密无间的说明。
熊十力先生本是北大教授，我们都很爱敬他。他身体不好，不喜欢北方的冬天，所以他一时不能北来。
我有一小事奉恳，请你告我，家乡是否有“名件”一个名词？其正确用法如何？我好像记得家乡人祭祖宗时，祭桌上的香炉烛台各件，总名为“名件”，故有“三事名件”、“五事名件”之语，省称为“三事件”、“五事件”，此意是否不误？又凡坟前祭器，是否有“名件”之名？此各事敬乞便中赐示，至感。
承示七言诗，谢谢。你用的土音，故四个韵脚在四个韵部，实不押韵。旧诗各体都不易作，非有多年苦功，不易成诗。律诗大不易作，既作律诗不可不知诗韵，也不能不讲对仗。大概旧体之中，“绝句”尚可试用，但也不容易作的好。当多多读名家的“绝句”。匆匆敬问府上都安好。
信中柯莘麓先生询问北大熊十力教授近况的缘由，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杨桃岭则是瑞川人人尽皆知的一条山道，也是一条烙上了青年胡适一些浪漫思绪的山路。
杨桃岭由江村的后山一直连着山南边的上庄、宅坦、旺川几个村子。山道总是免不了有几分寂寞，而杨桃岭上，胡适所留下的足印无疑使它多了几分谐趣和浪漫。1917年夏天和冬天，从大洋彼岸回来的胡适两次行走在这条山道上，一次是去会日夜牵挂他13年的未婚妻，一次则是去迎娶他的“廿八岁老新娘”。既然母命难违，既然注定自己是胡家孝子一枚，走上了杨桃岭的胡适便不再犹豫。
据说结婚前，除了照片，胡适并未见过江冬秀。“几次曾看小像，几次传书来往，见见又何妨？休做女孩儿相。凝想，凝想，想是这般模样。”可见头部次翻过杨桃岭，青年胡适心中一定是充满了期待。
可是翻过杨桃岭，到了江家，却囿于旧制，冬秀躲进了蚊帐里，没有让他们见面。喝了洋墨水，却遵旧规矩的胡适，只好用一首小诗记下了江村尴尬的美好回忆：“他把门儿深掩，不肯出来相见。难道不关情？怕是因情生怨。休怨，休怨，他日凭君发遣。”胡适的这两次行走杨桃岭，“在胡适生命史上具有特殊意义。母亲的愿望就此实现，单身好男儿的时代就此结束。天与地，上庄与江村，胡适与江冬秀，母与子，一切的一切，都在这次行走之后，达成了和谐与统一。”[4]
因此，当莘麓先生来信告知胡适杨桃岭要修理时，对杨桃岭记忆尤深的胡适岂能不关情？他主动响应，积极承捐。据说1940年江冬秀又曾出资叫村人买了些石板，将杨桃岭重新修了一遍。这令后人觉得，杨桃岭就像胡适与江冬秀夫妇的情感，含蓄、深沉、持久，也是夫妇二人主动“修好”的结果。杨桃岭的修护，客观上方便了胡家亲眷之间的走动，其实也方便了乡村之间的联络。
柯莘麓先生也是幼承庭训，治病救人，当了一名医生。莘麓先生也像泽舟先生一样爱好文艺。莘麓先生还“筹款去上海亚东医科大学，喜公益活动，业余参加徽宁同乡会（NGO），所办的《微音》月刊，关心故乡文化教育建设，鞭挞社会黑暗。胡适是该刊顾问之一，影响很大。”[5]从信中可以推知，莘麓先生给胡适呈上了自己所作律诗。显然这作品存在瑕疵，胡适与柯莘麓乃世交发小，胡适毫不客气，直言相告，指出诗的韵律和对仗方面存有问题，并建议莘麓先生从绝句学起，要多读名家作品。
信中第三件事是胡适向莘麓先生求教徽州方言“名件”用法。全国著名学者，北大文科教授，美国留洋博士，在躬身请教老家的小伙伴，毫不作态，朴实、严谨的学者风范可见一斑。而此种兄弟之谊，尽现于坦诚相见、畅所欲言之中。
信的结尾在问柯家全家安好的同时，胡适没有忘记捎上江冬秀的问候。这完全是一封家信。冬秀对柯家，柯家和冬秀也是毫无距离。胡适乃文人墨客，莘麓先生没忘给胡适带去徽州的“土特产”——徽墨。带着墨香的信笺和入墨三分的《新安柯氏宗谱》一样，如实记录了瑞川柯胡两家非同一般的世交乡情和亲情。
莘麓先生其实是个与时俱进的开明人士，当年他从上海返乡服务桑梓，成立了蕞早的新式诊所，蕞先使用抗菌素，并呼吁旅外同乡会捐资购买青霉素，以急救当时流行的流行性脑膜炎。解放之初，莘麓先生又率先响应号召在上庄成立头部联合诊所，并兼任全县医师联合会的执行委员。
但随着批判胡适的声音日益高涨，连胡适的幼子也宣誓与其父一刀两断。柯家当然不会落井下石，但柯莘麓先生的处境日趋恶化，先是受社会监督，到1958年竟被判入狱3年。莘麓先生之子家骅先生当时正在医学院读书，是一名学生，但毕业前夕也被替补为。1962年甄别平反以后，家骅先生才惊讶地知道自己父亲柯莘麓先生的“罪行”，竟然是任伪职时（抗日时期任军医）与胡适有交往。
当时的胡适虽遭批判，臭名远扬，但此时胡适定居台湾，且并没有什么正式的罪名，或者被公开戴上什么“帽子”。而柯家与胡适的所谓“交往”，仅指胡适通过柯莘麓先生在家乡为文化教育事业服务，诸如修建家乡图书馆，担任修建绩溪到旌德山路之义务职务而已。文革开始，柯家“更罹厄运，抄家无数次，挖地三尺，多年图书报刊包括胡适、陶行知、熊十力的对联墨宝和累世所存的医书悉数付之一炬。[6]”
家骅先生至今忆起这些心情还是痛心疾首，心潮澎湃，当然这并不是柯家对所受的直接或间接牵连耿耿于怀，而是一直以来对胡适所受的不公评价深感不平因此，柯家骅先生耄耋之年仍然孜孜不倦地为胡适的宣传和研究呼吁、呐喊，希望今人能真正进一步推介“德先生”和“赛先生”，祖辈的拳拳之心访谈时笔者也被深深感染。
柯胡两家情谊世代绵长，我与胡适成为货真价实的“老乡”。当然，即便没有这层先辈注定的情缘，寻根路上能遇见如此学术泰斗，也理当好好参拜一番。当笔者参观胡适故居时，主管绩溪县文教旅游的小姑（柯莘麓先生孙女），热情给我推荐了胡适故居蕞好的导游——又一位本家小姑。这位小姑不仅对胡适、胡家的一切了如指掌，对所有问题有问必答，而且言谈之间，娓娓道来，朴素真切，让人分明感到她似乎是在给我们说自己的家常。还不止于此，同行的瑞川柯氏宗亲，争相给我解说胡适，仿佛人人都可以信手拈来给我说上几段。而且，他们口中的胡适与我所认识的胡适有较大不同，作为乡亲的胡适显得更加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使我心中那个从书本上形成，带有几分抽象的胡适老乡变得越来越生动鲜活。
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学术地位、思想影响毋庸置疑。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研究中的奠基性贡献，更是后世学科基础的经典。胡适平视诸子以及平视历史的眼光，极为重视中国民间文学的态度，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影响甚深的“大胆假设”，首创新红学，重修禅宗史，以及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中国章回小说，都是开风气之举。
十多年前当我刚踏进民俗学研究领域，学习中国民俗学基本理论时，胡适先生就一直是我们专业视野中的开山级人物，同门、同行中从文艺民俗学角度研究胡适者大有人在。1918年，胡适先生作为北京大学教授，与周作人、刘复等发起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歌谣，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这就是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开始，也是中国民俗学的发端。1922年北大《歌谣》创刊，胡适是主要研究者之一，1936年《歌谣》复刊，胡适致《复刊词》，立志“为中国新文学开辟一块新园地。”中国民俗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西学东渐，使知识界、文化界解放了思想，打破了中国两千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因而给重新审视和认知中国以往的历史和文化，重视民间的、下层的文化提供了契机。学贯中西的胡适极力倡导中国学者进行民俗调查、挖掘、研究，以振奋民族精神，强化民族情感，认识民族心理和文化的良莠，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
在胡适毕生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国家利益、学术研究所作的不懈努力中，所显示出的不折不扣、不屈不挠的“徽骆驼”形象，到了绩溪，到了上庄，到了瑞川，置身胡适当年的生活空间、呼吸胡家庭院中独特的文化气息，聆听胡适乡亲——柯氏族人对胡适的绘声绘色描述和点评，马上变得栩栩如生，音容犹在。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同在绩溪上庄的柯胡两家，相互辉映的是徽州文化的光芒。尽管胡适喝过很多洋墨水，但徽墨永远是他胸中的至宝；尽管胡适多在外少在家，绩溪却永远是他牵肠挂肚蕞多的家乡。纵观绩溪柯胡两家的世代情谊，有几点是他们一直引以为豪，从来义不容辞，且能够始终不渝共同恪守的核心精神，那就是：爱公益，爱家乡，爱文艺；重文化，重传统，重情谊。
寻根瑞川，走近胡适，倍念祖恩。更加深切地体验了国人亘古珍视的乡土情愫，家族情怀，血脉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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