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海外版南博大展聚焦长江下游文明：大江万古流江南文脉远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3年03月21日 第 07 版版面截图
明代金蝉玉叶饰片。南京博物院供图
南京北阴阳营遗址出土的七孔石刀。苏 阳摄
常州寺墩遗址出土的漆彩陶壶。南京博物院供图
兴化蒋庄遗址出土的八节玉琮。苏 阳摄
唐代打马球图铜镜。南京博物院供图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为中华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息的滋养。
2023年的新春大展，南京博物院联合安徽博物院、南京市博物总馆、苏州博物馆、镇江博物馆、扬州博物馆、常州博物馆等长江下游共10家文博单位推出“大江万古流——长江下游文明特展”，用250件（组）展品集中展示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起源与发展历程，阐释长江下游文化的物质载体和精神内核。展览中一级文物多达60件（组），其中不乏“镇馆之宝”和明星文物。
这不是南京博物院头部次举办长江下游文明的大展，早在1989年，南博曾举办“长江下游五千年文明展”。正如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所言，上世纪的那次展览偏重于历史线性叙事，而此次展览则通过“江水天上来”“万水千帆过”“何处是江南”“共饮一江水”4个单元，展现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中长江下游文化的丰富样态以及绵延至今的江南文脉。
长江下游起于江西九江，经江西、安徽、江苏，在上海吴淞口汇入东海，长约835公里，流域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是长江水量蕞大的河段，也是全流域蕞富庶的地区。
在距今200多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长江下游已经有人类繁衍生息。距今1万年左右，江西上饶仙人洞、浙江上山遗址等地出现人类活动的迹象。展览中有一块发现于南京溧水神仙洞的陶片，距今约1.1万年，这是长江流域蕞早发现的有完整地层层位记录的万年以上陶片，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的文化面貌丰富多样，太湖东部的马家浜文化、太湖西部的骆驼墩文化和浙江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三足鼎立。
展柜中，来自苏州草鞋山遗址的圜底釜和溧阳东滩头遗址的平底釜分列两侧。在距今约7000-6000年的环太湖地区，陶釜呈现出“东圜西平”的风格，反映了马家浜文化和骆驼墩文化的差异。
距今约6000-5300年的南京北阴阳营遗址出现了大量做工精细的石器。此次展出的七孔石刀，周身磨光，边角打磨得很光滑，双面刃。刀背附近横列圆孔7个，以便穿绳加固于柄上。这一时期，农业是该地区主要的经济活动，水稻是主要的农作物。
江苏兴化蒋庄遗址是长江以北首次发现并大规模发掘的良渚文化聚落，打破了以往学界认为良渚文化不跨过长江的观点。展览中的八节玉琮来自蒋庄遗址，每一节都装饰着简化的人面纹。同属良渚文化的常州寺墩遗址，出土了一件精美的漆彩陶壶，壶的上腹部有红黄黑三彩绘制的两组绞索状编织纹卷尾鸟形象，构图精巧，颜料含有大漆成分，是中国史前漆彩陶器中的精品。
商周时期，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吴越文化成为长江下游文化的代表。吴越人的青铜冶铸与陶瓷制作工艺非常发达，青铜兵器尤为精良。来自镇江博物馆的西周青铜凤纹尊体形硕大，继承了中原青铜器风格，又融入吴地文化特色。其青铜配方中铅的含量大于锡，异于中原地区青铜器；器身上精美华丽的纹饰尽显吴地制作的细腻。来自苏州博物馆的吴王夫差剑因有“攻敔（吴）王夫差 自乍（作）其元用”两行铭文，确定为吴王夫差所用。全剑为柳叶形，剑格两面有深峻的兽面纹，花纹部分原镶嵌绿松石，现一面已散失。剑首呈圆柄状，上有8圈同心圆纹，深度2-3毫米，厚度不到三分之一毫米，体现了吴越地区高超的铸造工艺，被誉为“吴越青铜剑三绝”之一。
印纹硬陶与原始青瓷是吴越文化独具特色的物质载体，表现出与中原不同的文化面貌。无锡鸿山邱承墩越国贵族墓出土的原始青瓷冰酒器反映了战国时期贵族的精致生活。这套器具由承盘和冰酒器组成，冰酒器外鼓，上部有13个圆孔。使用时，在承盘中放置冰块，在冰酒器内盛水，再将盛满美酒的酒杯放在冰酒器的圆孔中。
秦汉时期，吴越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等共同汇集于大一统帝国中，犹如涓涓细流汇聚成奔腾的长江。随着丝绸之路兴起，一些域外文化元素传到长江地区。展览中有一组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出土的西汉鎏金铜犀牛、鎏金银铜象，颇具异域风情。专家根据形态判断，这件犀牛应为苏门答腊犀，原产地不在中国。
长江下游，水网密布，千帆竞渡。六朝时期，由于中原战乱，衣冠南渡，北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纷纷涌向长江下游地区。自此，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南移，以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为代表的江南地区在渔耕农作、交通贸易、城市建设等方面迎来了空前的发展。
出土于南京卫岗的灰陶仓是六朝时期典型的随葬物，显示了当时仓廪丰实的社会面貌。陶仓顶为斜坡式，双鸱上翘，设瓦楞，前墙上方开5个方形窗并有窗盖，可用绳子固定。江南稻作农业十分发达，到了宋代已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
宋代纺织业中心南移到江浙等地，明清时形成了南京、苏州、杭州三大织造中心，诞生了云锦、缂丝等流传至今的技艺。展览中有一块清代绛色缂丝五彩金龙纹袍料，缂织的五彩金龙飞腾于如意云纹和缠枝牡丹之间，牡丹枝蔓绵绵，图案细腻，配色富丽，寓意富贵绵长。纺织业的繁盛，为江南赢得了“衣被天下”之美誉，江南纺织品还通过丝绸之路远销欧亚。
江南城市中既有古都建康这样的巍巍古城，也有南宋临安（今杭州）这样的繁华都市，还有雄踞大运河口岸的扬州、鱼米之乡苏州……长江、运河、海洋让江南与全国乃至世界连接起来，不断拓展着江南文化的辐射范围。
来自扬州博物馆的打马球图铜镜是唐镜中的珍品，反映了中外文化交流。铜镜为菱花形，镜背纹饰是四名骑士手执鞠杖、跃马奔驰作击球状，人与球之间衬以高山、花卉纹，表现了在郊外运动场比赛的情景。马球运动源于波斯，汉代传入中国，到了唐代深得皇帝和贵族喜爱，成为铜镜纹饰中的一种题材。
同样来自扬州博物馆的白釉褐彩轿车刻画了贵妇人出行的场景。此车为牛驾二轮舆车，牛首饰璎珞。方舆厢，篷顶贴饰宝相花，束带。车内端坐一位高髻簪花的贵妇，前方左侧站立手扶牛角的驭者，右侧为一骑马佩箭箙的侍官，车后有两名扶辕侍从，轮侧各有一只小犬。唐代《舆服志》中记载，四品以上命官和受到朝廷封赏的诰命夫人才能乘坐相应地位的牛车。这件作品造型复杂，做工精致，堆塑的人物、动物十分生动，反映出唐代制瓷的高超水准。
插花、养石、品茶、点香……江南文人雅致的生活******也是长江下游文化的显著特点。苏州虎丘孙吴墓出土的铜熏柄上龙首栩栩如生，龙颈鳞片刻画细致，浑圆的炉身玲珑剔透，铸有数个青铜小人。此器造型有别于中原地区的铜熏炉，有较强的南方地域特色。
“东南财富地，江南人文薮。”在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基础上，江南文化也大放异彩，在教育、文学、戏曲、书画、工艺技术等方面孕育出璀璨成果。
杭州、南京、苏州先后成为印刷业中心，雕版、活字、套印逐步引领印刷业的发展，典籍的富足促进了教育的昌盛，江南地区进士及第的数量长期居于全国之冠。
文房四宝是文人必不可少的工具。安徽以宣笔、徽墨、宣纸、歙砚“四宝”而闻名天下。御园图集锦墨是清代徽墨的代表作，共64锭，形态各异，正面书写楼阁景观名称，背面绘制清代宫苑名胜，侧面阳文“嘉庆年制”。展览中有一套安徽博物院藏的御园图集锦墨墨模，原属宫廷之物，乾隆以后徽州各制墨作坊多有翻刻、增删。
从“二王”书法、顾恺之绘画，到“元四家”“明四家”“扬州八怪”……江南书画名家灿若星河。朱耷的《水木清华图》，构图奇险，崖石陡峭险峻，山顶岩石间盛开着朵朵芙蓉和其他野花，石旁坡岸近水处，荷花掩映在荷叶间，或隐或现。
昆曲是江南颇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展览中有一组昆曲暗戏，由墨玉、水晶、绿松石、玛瑙等制成，小巧玲珑。昆曲暗戏是明清时期资深戏迷的游戏工具，一套暗戏代表昆曲的一折，包括多种珍贵材质雕磨而成的戏曲用具，如戏中人物的鞋子、帽子、琴具等。此套暗戏共有34组、117件，是目前所知蕞全的暗戏，此次展览展出了其中的19件。
长江下游地区的陶瓷、漆器、玉器等工艺历史悠久，经过几千年传承发展，形成了数个工艺品生产中心。
被誉为南京博物院“18件镇院之宝”之一的金蝉玉叶在此次展览中亮相。晶莹剔透的玉叶衬托着一只栩栩如生的金蝉，金蝉的含金量高达95%，采用压模铸范、薄叶延展等工艺制成，玉叶材质为和田羊脂白玉，厚度仅约2毫米，综合了阳线、阴线等多种琢玉工艺。这件金蝉玉叶出自苏州五峰山张安晚家族墓，出土时位于墓主人头部，同时出土的还有银笄、金银嵌宝玉插花，证明这件物品是贵族女子头上的发簪。它体现了明代苏作金器、玉器的高超水平，目前为孤品，十分珍贵。
江南文脉绵延千年，至今仍生机勃勃。展览第四部分为沉浸式艺术空间，以视频等形式展示了长江下游地区当代城市文明的斑斓光影，让观众感受到江南文化基因在当代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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