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胡適

胡適為什麼在當時五四前後，產生如此重大的影響？主要因為是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剛好湊在一起了。在天時上，民國初建的時候，思想上正要開闢空間的時候，他指出方向，這是*重要的。在地利上，他剛好對東西兩邊文化都有很深的接觸，他早期在中國經史的教育也相當深厚。在人和方面，他為人非常平和，甚至其論戰對手梁漱溟也承認，他沒有給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帶來任何麻煩，他永遠能照顧到他人。

五四當時及以後，在學術界，文化界，思想界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爭論，胡適都參與其中，甚至差不多經常都是主角。譬如，關於整理國故，關於問題與主義之爭，關於科學與人生觀的論爭，關於東西文化的論爭，關於人權問題的論爭，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論爭等。五四時期，影響中國文化的思想家和學者，作為領袖人物，人們一般容易提到三位：胡適、陳獨秀和魯迅。論及所受外來影響，魯迅和陳獨秀主要受日本的影響，胡適受美國影響。有人常說，受日本影響的思想家更深刻，而受英美影響的思想家比較淺，比較明白。但是我以為這一印象有其盲點。而我自己，更看重思想的內涵、傾向及生命力。

論及胡適在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界的影響，顯然，他這種所謂"淺"，並不是沒有內涵，而是把一種久經考驗的思想深入淺出地表達出來。這是一項很了不起的才能。從長遠的影響來看，從正確性看，從與人性的黏結程度看，胡適在歷史上，就對中國思想的影響而言，要超越上面提的那兩位。陳獨秀先生走過的曲折道路就不必提了。若論及胡魯二位，這裡特別想指出，胡適是比較有建設性的，其思想相當健康。而魯迅，基本上只有否定性，只是挖中國社會的黑暗面。而魯迅在晚年思想逐漸左傾化，這一點實際上和中國後來的政治社會的悲劇發展有一定的關係。魯迅誠然比較深刻，他對中國社會的黑暗面，極其痛恨，但是由於過於偏激，且受到共產主義的影響以後，恐怕對中國的知識界的影響，就不完全是正面的，有時候，甚至是負面的，這使他在晚年一度走入歧途。魯迅在近代中國的否定性思潮中，佔有很高的位置。但這種否定思潮後來流於一種虛無主義了。胡適給中國指出的路，像民主與科學，是經得起考驗的，這方面他的貢獻無人能出其右。若僅有破壞而無建設來平衡，*後造成的結果，就是一片廢墟。簡單說，魯迅的思想很難作為一個建設社會的主流思想，或者說作為一個建設法治社會的主體思想。而胡適的思想則可以說和整個世界的文明潮流融合。比如胡適對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關於人權，關於法治，關於民主，關於自由，他一生都堅守不渝。

胡適常被人批評的，是所謂"全盤西化"。但是這種印象並不是他的全貌。這一印象主要源於他中文的言論和著作。你如果把他美國的英文言論跟中國的言論作一個對比，你會看到另外一個胡適。他在美國作大使時，很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從來不罵中國的傳統文化，他反而是把中國文化跟現代民主自由科學理性精神相協調的地方拼命挑出來講，從這裡可見他是有民族精神的，他的國家意識也是很強的。

開初胡適是想完全作一個學人。他從海外歸國之後，曾有一句話：從今二十年內不談政治。他的想法是現在有些東西還沒有弄清楚，需要研究清楚後再說話。但是後來卻身不由己的捲入了很多的中國的政治社會事件中去了。那恐怕在當時中國國情下是很難避免的。列強在中國的橫行，特別是三十年代日本逼著中國沒有辦法冷靜下來，中國就走上一條靠發動群眾來進行抗日的風潮。而共產黨為了自己的生存，必須爭取跟日本人打戰，抗日也確實是一個正大光明的題目，胡適當然也是主張抗日的。但是他希望能夠效法列寧，接受類似當時德國《布列斯特條約》這樣要求，然後一步一步建設自己，*後再站起來抗擊。這是兩種不同的方式。但這種方式在抗戰激昂時代，沒人會聽的進去的。他變得非常孤立。他的老朋友像丁文江，像蔣廷黻都主張新式獨裁，但他認為獨裁不是辦法。獨裁只能飲鴆止渴，會使中國現代化往回倒退。這就是當時一場著名的論戰。民主與獨裁之爭。其實蔣廷黻跟丁文江這些人也是受了現代教育，他們也是推崇自由民主的，但是他們覺得中國當時必須要獨裁才能應付危局。然而歷史表明，恐怕胡適是想得更深遠一些。

一個實際的證據是，台灣的民主化與胡適的關係就很大。當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以後，《自由中國》雜誌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號創刊，以雷震先生為主編。當時胡適雖然人在美國，但他是該刊的發行人和精神領袖。他一直和《自由中國》保持密切聯繫，常常對他的編輯方針提出建議，並且在雜誌遭到困難的時候，利用自己的影響與上層關係，設法為之緩頰。從五七年開始雜誌就推出15篇系列社論，總題是中國的問題，以"反對黨問題"作為總結，作為*關鍵的問題。鮮明果敢的提出，反對黨問題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所在。這個問題就是胡適挑出來的。胡適自美國返台以後，在《自由中國》的歡迎宴會上發表演說，主張知識份子出來組織一個不以取得政權為目標的在野黨。隨後《自由中國》馬上發表了"積極開展新黨運動"的社論。這是胡適對中國的民主包括台灣的民主的轉化非常大的貢獻。共產黨有意把他宣傳成像蔣介石的奴才一樣。事實上，他跟蔣介石之間的矛盾非常大。對蔣介石當面的批評是非常嚴格的，非常厲害的，是當眾批評。一九五八年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職務時，蔣介石前來恭維他，他一再說總統錯了，當時氣得蔣介石臉都變色了。他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學人，從來沒有向政治權威低過頭。譬如，《自由中國》主編雷震於一九六０年八月宣佈要在九月底之前成立中國民主黨，九月四號雷震就被逮捕，並被判處十年徒刑。當時遠在美國的胡適，立即在九月四號的當天，向行政院長陳誠發出電文，指責"國府此舉甚不明智，政府畏懼並挫折反對派運動，必將蒙摧殘言論自由之惡名，恐將貽笑世界"。這些事實都說明胡適是做了事的，而不是像一些傳言所說的那樣害怕了退縮了。

台灣之所以能夠走向民主化，跟胡適為代表的這樣一群知識份子的風格是有很大關係的。由在****建政之初就在知識界開展了大規模的批胡適運動，因此關於他的觀念及行為，大陸民眾都很隔膜。所以有關胡適思想與人格的研究，不單是為胡適進行個人申冤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攸關中國未來的前途。對中國人來說，特別是中國知識界來說，胡適先生的命運，他在中國的地位，都是值得反覆深思的。

胡適的基本形像，如果從人品學品兩個方面說，他基本上是現代理性精神、平實的見解和寬容的胸懷的代表。這樣一種基本象徵，對中國，不管是學術文化界包括對政治社會生活恐怕都是相當重要的。自由主義跟其他意識形態根本不一樣的，在於它基本上只是一種人生的態度，一種生活方式，不是一套嚴格的形上學的理念，而且以自由主義為根基確立的憲政體系，是對其他任何意識形態都開放的。因此在這一意義上，自由主義具有對意識形態的超越性。這個在中國現代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在中國提倡自由主義，主要不是想把自由主義在理論上造出多少深奧的東西來，而是怎樣讓它變成一個普遍的態度，就是說個人的自由應該受到保障，但是我也不被允許侵犯別人的自由，整個社會用法治來保障這種自由。而這正是胡適當年身體力行的。所以，簡言之，當代中國國民人格建設的任務，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普及胡適。就是胡適的普遍化。這一點，恐怕也正是胡適先生留給當代中國人*重要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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