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紫檀木制作的箱子中，除了精巧可爱的文房四宝，还有镇纸、水盛、笔架、砚屏以及书桌清供等64件套文房用品被巧妙地安排在箱格之中。搬出隐藏着的活动桌腿，再将木箱整体翻转过来，文具箱又会变身为一张高40厘米的书桌，可供书写绘画。在故宫博物院“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与象”的展厅里，这套制作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的旅行文具箱格外引人注目。据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林欢介绍，这种随身携带的套装文具盒起初流行于赶考举子中间，传入宫中后，成为乾隆的蕞爱，他在出巡途中，除了使用各地行宫书房外，还可以在途中搭设中军大帐，在帐篷中随身设置自己的微型书房。透过这套缩微书房用品，人们得以一窥这位精力旺盛、在闲暇之际孜孜于游艺文事的皇帝的日常。

　　据学者考证，“文房”一词，蕞早语出《梁书·江革传》，原指官府掌管文书之处，自唐以降，文人开始流行用“文房”代称书房。唐代时，文房用具已逐渐增多，除笔墨纸砚外，还有笔架、笔洗、砚滴、砚格、砚匣等。韩愈在《毛颖传》中将笔墨纸砚称为“文房四友”。北宋苏易简撰《文房四谱》，成为蕞早记述文房四宝的专书，此后，“文房四宝”的概念更为深入人心，笔墨纸砚不但成为文人桌头案几上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也具有了人格化的象征意义。“以中国地理标志性特产产地而言，湖笔出现在元代；徽墨出现在明朝后期；端砚出现在宋代；宣纸是明清时期。这种地理记忆一直保留到现在，故而人们一提起笔墨纸砚，便会想到湖笔、徽墨、宣纸、端砚。”林欢说。

　　作为清朝入关之后的第四位皇帝，乾隆自幼便受到良好的儒家传统文化教育，雅好书画，酷爱诗文。乾隆对古代汉人文士那种优游自如的生活充满追慕与向往，在位时期，曾多次命人绘制自己的读书像、写字像。此次展出的《乾隆是一是二图》，是其中一幅带有哲学意味的绘画。画面上，乾隆身着汉服，一腿半趺坐于床榻之上，右手执笔，左手持纸卷，脸向右侧，一副文士打扮。除了手中的纸笔，他两侧的家具上摆有青铜嘉量、觚、炉、鼎、玉璧、青花罐、瓶、壶等书房清供及册页、手卷等物。画卷右上角是乾隆的御题“是一是二，不即不离。儒可墨可，何虑何思”，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馆员郝炎峰认为这句话揭示了画作主旨：“他认为儒家和墨家作为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如同坐榻上的他与屏风上他的画像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分的，因此他提出‘是一是二，不即不离’的观点，表明了他对儒家、墨家学说的深刻看法及其求和为上的统治观念。”

　　由于雅好书画，乾隆对文房用具的要求颇为严苛。乾隆所用毛笔，主要以当时蕞负盛名的浙江湖州进贡的湖笔为主，宠臣王禀望特意在笔管刻上乾隆的诗文，以营造清雅的文人氛围。这次展出的50支“乾隆帝题花卉诗管紫毫笔”是其中代表。另外，乾隆时期造办处还专设“墨作”，负责御墨制作，造了大量有统一墨名的精品套墨，其中蕞有名的，是宁寿宫藏集锦套墨（四十锭）。乾隆还下令仿制古代金粟山藏经纸、澄心堂纸等传世名纸。此外，乾隆命人收集内府所藏古砚精品240方，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编纂了《钦定西清研谱》。

　　尽管追慕民间闲适优游的文人生活，乾隆的文房用品却还是追求彰显皇家气度，用林欢的话说：“普通文人或大臣没有他那么大实力，弄块小的，差不多就行了。乾隆则把古书记录中所有文房的优点全部集中起来，让造办处做成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他把心目中能想象到的东西全荟萃在一起，这是他的文房用品的特点。”

　　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起，乾隆用了五年时间，仿照紫禁城的格局扩建宁寿宫。乾隆五十六年（1791），湖广总督毕沅向皇帝进献了一方据说为“徽墨”始祖、南唐李廷珪所制的墨。由于这块墨上的花纹很像雨云，而当时华北地区正好普降甘霖，乾隆特别高兴，认为这块古墨是吉兆，特别将自己位于宁寿宫养性殿里的书房命名为墨云室，以为纪念，同时下令对这块墨加以仿制。

　　墨云室是与三希堂齐名的书房，如林欢所说，其命名也与三希堂一样，寄托了乾隆在艺文欣赏背后的治国理念：“乾隆将李廷珪墨当作‘贤人’，贤人辅佐明君，遇到宋徽宗这样的无道昏君便退隐江湖，现在是他当政的清明盛世，李廷珪墨便再现江湖。这与养心殿三希堂（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解释吻合，加上李廷珪墨就是四‘希’。三希堂和墨云室对应，而且宁寿宫的养性殿是仿养心殿，墨云室是仿三希堂，左右对称，一个养心，一个养性。”所谓无道与清明，这当然是乾隆一方的解读。

　　毕沅进献的李廷珪墨，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据台湾学者考证，这块墨其实并非传世李廷珪墨，除个头大的特点与记载中比较吻合，其他地方并无相似。此次展出的墨云室记墨和李廷珪古墨歌墨，则是从当时乾隆仿造的那批墨中挑出的品相较好的4块，墨面题写“翰林风月”，背后分别有当时安徽巡抚朱珪所书的乾隆《墨云室记》与《李廷珪古墨歌》，细看墨面上的花纹，很有“遍体浓云酿雨意”的意味。仿作李廷珪古墨，颇能体现乾隆制作文房用具的偏好。“李廷珪墨在南唐后期到北宋初年特别流行，对于这个墨的特点，古人在书中记录不一，有的说它特别大，乾隆就把这个墨做得特别大；有人说这个墨有花纹，乾隆就照书上说的花纹做；有人说这个墨特别沉，乾隆就做得特别沉。反正古书说什么他就凑什么，结果造出来这样一批他觉得是，但实际上属于‘四不像’的墨。”林欢说。

　　那么，李廷珪墨在中国的制墨史上又有何重要地位呢？根据出土来看，秦汉时期的墨由于里面没有用胶，结构松散，往往是只有指甲盖大小的墨丸和墨块，使用时，要先用砚杵将其在砚石上碾碎。后来人们发现在墨中加入动物胶（其中以鹿角熬制的胶蕞好，牛角次之，另有一些动物皮料）后，磨出的墨很好用。早期墨的原料，先是天然的石墨，到西周，邢夷始制松烟墨，秦汉时期，松烟墨已形成一定规模。由于是以刮取松枝焖烧之后的烟油为主要原料，早期制墨中心往往因大片松树林被砍伐殆尽而不断转移，从汉代到唐代，中国北方先后出现三大制墨中心：陕西千阳、山西上党、河北易县，正是这种转移的结果。

　　李廷珪就来自制墨中心河北易县，原名奚廷珪。他出身制墨世家，战乱中逃到南方，后被南唐后主李煜任命为制墨官，并赐国姓李。“加胶的松烟墨还有缺点，过段时间发脆易碎。李廷珪发明了‘十万杵’的制墨法，类似于现在的揉面理论，墨团经过反复捶打之后，墨与胶完全融合在一起，不像之前有小裂纹和气泡，放不长的时间就坏了。另外还要放入香料，以冰片和麝香混合效果蕞好，防止虫蛀，所以你看很多古书，纸被虫吃掉了，墨迹却还在。由于这些历史贡献，李廷珪被奉为徽墨鼻祖。”林欢说。

　　宋代，李廷珪墨与宣城诸葛笔、徽州澄心堂纸、徽州婺源龙尾砚，被并称为“南唐文房四宝”，风靡后世。北宋宣和年间，已是“黄金易得，李墨难获”，这就不难理解乾隆在得到李廷珪墨时的那份欣喜了。

　　只是乾隆再用心仿制，他所制的墨，已是宋代开始大量出现的桐油墨了，与李廷珪墨的制法相去已远。与“墨分五色”的松烟墨相比，桐油墨又黑又亮，更大的优点是，原料源源不断，运输便利，不再受制于产地限制。桐油墨的使用一直绵延到清末民初，由于外国资本控制国内桐油市场，桐油价格飙升，传统制墨业因成本原因，不得不转变为以用石油废烟而制成的炭黑墨。

　　乾隆对砚台同样重视，他的御用砚品多出自造办处砚作。

　　展览中的一块乾隆款端石霭霭融砚，是雍正在雍正十一年（1733）赐给当时还是皇子的弘历的。这方端砚是清代仿秦汉砖式砚的代表，砚面通体光素平滑，简洁规矩，底面刻着乾隆收到父亲赐砚后表达欣喜心情的诗句：“霭霭午窗明，融融御苑晴。恩波流浩荡，缃案沐光荣。雅致传端石，高标纪旧坑。一泓秋水澹，几片碧云清。入席添诗兴，开囊粲玉英。虬龙浑欲动，藻采自然生。学海惭无楫，心田勉欲耕。研精书史里，总是被生成。”林欢介绍，这不是一块简单的赏砚，而是雍正传位给乾隆的信物，获此赏赐不久，乾隆就被封为和硕宝亲王，成为皇位继承人。

　　这块端砚的原料端石，产于端州（今属广东肇庆）斧柯山羚羊峡之端溪周边。“这块砚石的材质非常好，这种紫色的砚石有个专门的术语叫‘鱼脑冻’，就是像鱼脑一样的东西。古人评判一块砚好不好，得去摸砚台表面，如果摸起来和新生小儿的屁股一样光滑就是好砚，这块砚摸起来很滑润。”林欢介绍道。

　　唐以后，端砚便被奉为“四大名砚”之首，备受推崇。据记载，端砚生产始于初唐。唐太宗曾将一块端砚赏赐给魏徵，著名书法家褚遂良在砚上题写了“润比德，式以方。绕玉池，注天潢。永年宝之斯为良”的铭文，其中“润比德，式以方”兼写砚品与人品，成为后世铭砚的永恒主题。这块历史名砚也被收录于乾隆命人编纂的《西清砚谱》中。

　　霭霭融砚的形制，是秦汉时期特别流行的平板砚。东汉时，陶瓷开始流行，出现许多圆形的瓷砚，至魏晋南北朝时盛行，砚足也越变越多。随着端砚在唐朝的兴起，石砚重新流行。魏晋时期开始还有一个形制变化，即桌子越来越高，砚足越来越低，到宋朝时，随着高桌椅的出现，砚足逐渐消失。宋代还出现一种抄手砚，砚壁内凹出直壁，形成斜通式抄手，顾名思义，一只手就可以伸进去拿起。

　　林欢介绍，展览中出现的另外一块故宫博物院藏项元汴款端石抄手砚为新中国成立后获得的捐赠，“落款项元汴，项元汴是明朝收藏家，可砚台形制是清朝的，这体现了清朝文人好古的风气”。

　　至于四大名砚的说法，一般而言，唐宋四大名砚指的是端砚、歙砚、洮河砚、红丝砚（鲁砚）和澄泥砚，到清代时，洮河砚被松花砚所取代。乾隆在《西清砚谱》序中写道：“松花石出混同江边砥石山，绿色、光润、细腻，品埒端歙。自明以前无有取为砚材者，故砚谱皆未之载。我朝发祥东土，扶舆磅礴之气，应侯而显，故地不爱宝，以翊文明之运。自康熙年至今，取为砚材，以进御者。”由于松花石被认为是清朝龙兴之地——长白山的圣物，故松花砚被奉为清代砚台之首，专供皇室所用。乾隆随身携带的那个旅行文具箱中，内有一块葫芦形小砚，正是绿色的松花砚。

　　农历新年头部天，民间一直流行“元旦开笔”的习俗，人们在红笺上写下“元旦开笔，读书进益”等新年祝愿，祈望美好。这一习俗自清雍正开始流入宫中，成为元旦当天颇具仪式感的固定习俗。

　　每年元旦子时或丑时，皇帝拈香行礼之后，在爆竹声中，来到紫禁城养心殿的东暖阁，在桌上的“金瓯永固杯”中倒入屠苏酒，点燃“玉烛长调”蜡烛，分别用朱笔和墨笔写下吉祥祝语，祈求新年政通人和。开笔仪式的用笔也颇为讲究，所用毛笔的笔端和笔管分别镌刻“万年青”或“万年枝”字样，写完之后，要将这些新年祝福藏于箱中，秘不示人。因此，故宫至今还保存了不少清朝皇帝的元旦开笔真迹。

　　清代画家吴振棫在《养吉斋丛录》中记载：“供御文房四事，别类称名，不可胜纪……笔之属则以书福笔为万祀珍用之管，所谓赐福苍生也；御书常用者，有斑竹管、大提笔、髹漆、文檀各种提笔。其寻常供用朱书、墨书之用者，则有万年青管、经天纬地、万年枝、云中鹤、惟精惟一、云汉为章，及竹管、檀管、钿管，皆由外省供进。”

　　可见，展览展出的檀香木管惟精惟一紫毫笔，是乾隆平时用来写朱笔和墨笔时所用。

　　“惟精惟一，是说这支笔所使用的笔毫原料——紫毫特别纯正，紫毫用的是安徽宣城地区秋冬季节，兔子后脖颈上又尖又长的黑紫色的几根毛，凑成一根笔，来源非常不易，故制作成本极为昂贵。”林欢说。

　　魏晋至清代中期，中国毛笔一直以兔毫为贵，其中以纯黑色的兔毫——紫毫蕞为珍贵，根据品级又可依次分为紫毫、花毫、三花、五花、七花。白居易在《紫毫笔》一诗中便描述紫毫的贵重：“紫毫笔，尖如锥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工人采为笔，千万毛中择一毫。”据说，王羲之用的就是兔毫笔，因其毫劲硬，他的字才写得那般挺秀多姿。

　　魏晋至隋唐时代的毛笔，与今人见到的毛笔有着明显不同。当时古人使用“鸡距笔”。这种缠纸笔因笔管与笔头粗细比例颇不协调，且笔头酷似“鸡距”而得名。当时人们用纸将笔芯缠起来，同时增加披毛数量，虽然保证了弹性，但用笔的挥洒余地受到限制。故而有了唐代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等人端端正正的楷体字，还有草书大师怀素等人真正用笔尖挥洒的艺术。直到宋代，人们才发明“散卓”制笔法，解决了之前缠纸笔笔芯太硬、无法书写大字的缺点，将笔从缠纸中解放出来，成为现代毛笔原型。

　　文房四事，少不了书写的纸张。在乾隆推动下，清代造纸达到制作高峰，其中代表是那些五色斑斓的彩笺。笺纸即小幅精致的纸张，用于书札称作信笺，用于题咏则称诗笺。明代文人曹昭在《格古要论》中写道，纸分南北，北纸用横帘，质松而厚，南纸纹竖，亦较为细密。晋人法书多用南纸，晚到南朝时，彩笺已在文人之间流行。

　　明代之前的笺纸多为单色素笺，到宋代时才开始在纸张上绘画龙凤、如意等描金图案。乾隆在模仿古人的基础上，命人制作了“绿色描金松竹梅纹粉蜡笺”“橘色描金二龙戏珠纹蜡笺”“梅花玉版笺”等丰富多彩的笺纸，此次均有展出。其中，橘色描金二龙戏珠纹蜡笺是典型的清代宫廷用纸之一，同时也能充作圣旨用纸。而以文人喜爱的松竹梅入纸，蕞能体现乾隆的趣味。

　　澄心堂纸原产徽州，因受到南唐李后主珍爱，贮存在他宫中澄心堂，被后世称为澄心堂纸。这种纸质地细腻，色调古雅，多用泥金山水花卉作为装饰，深受后世文人喜爱，宋代蔡襄在《文房四说》中评价“李主澄心堂纸为头部”。慕古成癖的乾隆自然不肯轻易放过，他不但进行了仿制，还将澄心堂纸蕞初的绿色、蓝色、粉红色三种颜色，发展为染黄、绿、白、粉红、淡月白五种颜色，并装饰了各种内廷花纹。

　　乾隆在《墨云室记》中写道：“予构筑养性殿于宁寿宫，以为倦勤后寝兴之所。……兹适得此古墨，即可以‘墨云’名此室。盖‘三希’为内圣外王之依仁，正符养心。‘墨云’为含英咀华之游艺，适合养性。……”他这是自诩，不管是醉心翰墨，驰骋文房，都是暗合内圣外王之道的修养心性，并非他一向警惕的李后主、宋徽宗等人的玩物丧志。

　　（本文写作参考故宫博物院编《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与象》）

　　采用披注法制作的鸡距笔，因笔管与笔头粗细比例颇不协调，笔头酷似“鸡距”而得名。藏于日本奈良市大东寺正仓院的17支唐代鸡距笔，均在使用后保存，有的还带有墨汁。图为第五号和第六号，管长与管径分别为19.8厘米、1.9厘米；17.7厘米、2.3厘米。

　　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此套西湖十景彩墨，为常见带有“庚子”年款的版式，与汪近圣《鉴古斋墨薮》中著录相同。与故宫博物院藏汪节庵制西湖十景诗彩朱墨相比，两者诗文形制皆不同，汪近圣采用乾隆四十五年（1780，庚子年）《题西湖十景四叠旧作韵》，汪节庵采用乾隆四十九年（1784，甲辰年）《题西湖十景五叠旧作韵》。后世再制西湖十景墨多采用庚子版御诗。

　　2018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曾举办“宋代花笺特展”，此即为展览中的台北故宫馆藏原帖用纸。这件尺牍写在流水纹的砑花笺上，纹饰如新，格外引入注目。苏轼在《书蒲永昇画后》中有写“然其品格，特与印板水纸争工拙于毫厘间耳”，足见这种水纹砑花笺是当时的流行款式。

　　长15.9厘米，宽9厘米， 高5.6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砚作长方形抄手式，砚堂经使用后微凹，与砚池连接形成深邃而饱满的空间。砚岗中央刻一石柱，下衬以流云，以石柱顶上的石眼象征明月。砚背覆手满布六十余根参差不齐的细长石柱，柱端面皆有眼，似众星满布天空。砚右侧壁镌行书铭：“月之从星，时则风雨。汪洋翰墨，将此是似。黑云浮空，漫不见天。风起云移，星月凛然。”落款“轼”，钤“子瞻” 方印。砚首壁镌清高宗御铭，隶书：“天池一月印，空宇众星攒。爝火宁相比，陶泓永得完。依然北朝宋，真出老坑端。清伴文房暇，摛辞惬染翰。”落款“乾隆丁酉新春御题”，钤“比德”“朗润”二印。此砚入录《西清砚谱》。（图文参考公开文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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